“假使我有千镑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这样的救主，我们为衪所作的，会嫌太多吗?”
1853年9月，戴德生接受“中国传道会”的差派，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。为此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莉（Marianne Vaughan）解除婚约，因为玛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。9月19日，戴德生在利物浦码头登上“敦费士号”（Dumfries）轮船，启程前 往上海，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。多年后，戴德生忆述当天的情景:“我永远不能忘记，那从母亲内心绞出来的哭声，像刀刺透我。直到那时，我才完全明白: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之重大”。母亲日后也回忆说:“戴德生看见我的痛苦，特地跳上岸来安慰我，说: ‘亲爱的母亲，不要哭，这只是一个短短的分别，很快我们就会再相见的。想一想，我离开您，不为名、不为利，乃为一个荣耀的目标——引领中国人认识耶 稣’”。
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，“敦费士号”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。戴德生登岸后，暂时住在伦敦会雒魏林医师（Dr. William Lockhart）家中。半年后，他才在北门外租到房子，开始宣教工作。但仅三个月，租屋就被炮弹炸毁。当时正逢“小刀会”起义军占据上海，与清军对峙。 戴德生身处战火之中，不但生活艰苦，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。1854年10月19日凌晨，他在睡梦中被火光惊醒。黑暗中，他迅速穿好衣服，祷告祈求神的护 佑。当他爬上屋顶察看时，眼见火藉风势，就要烧到他所住的木屋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天竟下起雨来，这才使他幸免于难。日后戴德生回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 说:“(那时我)寒冷、饥饿、在危险的黑夜守望无眠、甚至感到完全孤立无助。……但有什么比这样的环境，更能显出神话语的甘甜、神同在的真实，以及神帮助 的可贵呢？事实上，这正是我倒空自己，学习谦卑的时候。经历这些，不是叫我蒙羞，乃叫我信心更加坚定，在他带领之下，勇往直前，并经历衪应许的可 靠……”。
1854年11月，“中国传道会”差派巴格尔医师（Dr. William Parker）夫妇到上海与戴德生同工。在1854-1857年间，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，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。在其第八次，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， 为便于接近中国人，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、编辫子，并穿上华服。不出所料，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。在他给妹妹的信中，谈到这次剃发、梳辫的经历: “生平第一次剃光头是件痛苦的事，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，……染发五六个小时，……到梳头之时，痛苦达于极点……就因为受苦，才显出这条辫子的可 贵”。
1856年10月，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，与那里的“中国传道会”宣教士祝恩赐（John Jones）同住、同工，和他一起学习过“信心生活”，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。不久，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，又得知差会出现赤字，遂 于1857年5月，脱离“中国传道会”，开始独立传道。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: “耶和华以勒”(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)，“以便以谢”(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)，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。
在宁波宣教期间，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（Maria Dyer），并与之相爱。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，在艾迪绥女士(Mary Ann Aldersey)创办的教会女校中任教。她的父亲台约尔（Samuel Dyer），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。他改良了中文活字，提高印刷效率。1843年病逝于澳门，葬于马礼逊墓旁。1858年1月20日，21岁的玛丽亚 与身穿中国式长袍，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，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。婚后，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。次年7月，长子戴存恩（Grace Dyer Taylor）降生。同年8月，巴格尔医生返回英国，戴德生接替他掌管宁波医院。他凭着信心，和八个当地教会的中国基督徒，一同服事病人，一同经历神的信 实。1859年底，共有六百多人门诊，六十多人入院，其中多人因听信福音而接受基督。
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。1859年底，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。1860年新年，他在病榻上度过。2月14日他写信给父母，请求他们 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，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，献身前来中国宣教。他写道:“希望父亲同意我这一点愿望……此地人民不断沉沦，神却不断祝福我们的工作，只 是我们已经筋疲力尽，需要人来帮忙……父亲啊！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，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!”同一天，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，就是在这封信中，记 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:“假使我有千镑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这样的救主，我们为衪 所作的，会嫌太多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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